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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3萬億外儲買美債 去除通貨膨脹后是負利率

2018-11-26
來源:北京日報

   林毅夫

  不僅中國知識分子有家國天下情懷,總覺得民族的復興是自己的責任,而且世界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也這樣。政治領導人的追求也類此: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本國人民努力,加上國際機構援助,為什么成功的國家那么少?

  一個發展中國家把基礎設施完善了以后,才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提供的發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鋼沒有用到刀刃上。經濟發展帶來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其前提條件是什么?是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靠的是現有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隨著現代技術的使用,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市場范圍越來越大,電力、通訊、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

  這樣的進程,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瓶頸是,必要的基礎設施嚴重欠缺。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沒有辦法采用現代化的技術、發展現代化的產業去提高生產力。國際上的發展援助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權,促進男女平等,發展教育、醫療等。這些發展援助出發點都是好的,但并不能消除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瓶頸。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我國的經驗來看,要致富先修路。一個發展中國家把基礎設施完善了以后,才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倡導的國際發展合作框架時,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的主要原因。

  這樣一個新的國際發展援助合作框架提出來以后,在國際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我國作為援助國會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但有些國家基礎設施嚴重欠缺,所需資金投入規模巨大,必須用多邊的方式來動員吸收市場資金。因此,我國倡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在亞投行籌備的時候,美國公然反對,給很多國家領導人施加壓力,讓他們不要參加。但成立亞投行是符合各國發展需要的,得到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創始會員國57個,其中包括英國、法國、德國這些七國集團的主要成員,到現在已經有近90個成員國。而且,還有幾十個國家在申請加入的過程當中。目前,亞投行已經是除了世界銀行之外,成員國數量最多的國際多邊發展機構。第二,我們去年召開的“一帶一路”峰會,是去年國際上最大的盛會,這表明我們“一帶一路”的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中國人的事,而且事關世界的發展繁榮

  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不僅我國重視,美國也重視。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新絲綢之路”,倡導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把中亞五國跟阿富汗連在一起。同年他還提出印太經濟走廊,用基礎設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2.770, 0.01, 0.36%)連在一起。這些倡議的內容雖然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點相似,但是在國際上反響甚少。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得到積極響應。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因為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我們有比較優勢,而且是可信的。

  第一,中國是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最強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鋼筋、水泥,我們這方面的產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快,培養了世界規模最大、非常有競爭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隊伍,在國際上競標,我國施工隊的成本多在其他國家施工隊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

  第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我們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這些外匯儲備過去買美國政府的債券或是股票。美國政府的債券回報率非常低,如果去除通貨膨脹是負利率。美國股票市場泡沫很大,風險很高。我國這3萬億美元儲備當中一部分資金可以用來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資金。只要這些項目選擇好,回報率會相當高,可以實現雙贏。

  第三,基礎設施建設以后是不是能致富,決定于有沒有產業發展。二戰以后,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抓住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的制造業經濟。二戰以后,日本的發展是抓住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遇,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工資上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降低。當時亞洲四小龍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抓住了當時亞洲四小龍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也迅速發展起來了。現在中國已經是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快將變成高收入經濟體,讓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逐漸失掉比較優勢需要向海外轉移。誰抓住了這個窗口機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國和東亞經濟體一樣快速發展起來。這一次跟前面幾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窗口機遇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量的不同。比如20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數是930萬。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時,制造業雇傭人數:韓國是230萬,中國臺灣是150萬,中國香港是100萬,新加坡是50萬。當下,中國大陸整個制造業雇傭的人數是1.24億,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雇傭的人數達到8500萬。從這個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足以讓“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收入水平在我們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國家,以及部分非洲國家,同時進入到工業化、現代化的窗口機遇期。如果他們解決了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就有可能抓住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

  第四,思路決定出路。二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他們在政策上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為指導,卻忽略了理論和經驗的適用性決定于前提條件是否具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不同,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用在發展中國家難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我國的條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較為相同,來自于我國的經驗、理論和思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動員資源,克服困難,抓住發展機遇將有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是中國人的事,而且事關世界的發展繁榮。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共同繁榮的機遇,有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愿景的實現。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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